儒家教育思想是以“仁”为核心，以“礼”、“中庸”、“有教无类”等为内容，以“内省”、“慎独”、“知耻”等为践行方法，以“和谐”为追求目标。在教育对象的选择上，孔子提出的“有教无类”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施教不应该分贫富、贵贱、种族、地域。他的主张打破了受教育者的等级界限，跨出了实现教育公平的第一步。孟子以“性善论”作为其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明确提出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目的——“明人伦”。他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提出了五种因材施教的方法：“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 ，认为不同的对象和不同的资质，就要用不同的教育方法。

启发式教育，是儒家最重要的教育思想。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孟子也主张启发和诱导学生要采用引而不发的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引导学生自己思考。宋代朱熹说：“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 这对孔子的启发式教育作出了详细的解释。

儒家教育思想还重视指导学生的学习方法，培养其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进取精神。例如，要求学生“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主张学思行结合、温故而知新，认为学习要循序渐进。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孟子说：“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 时刻告诫学生必须尊重学习规律，否则事与愿违，欲速则不达。孔子讲“志于道” ，又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要求学生树立坚强的道德信念，经得起严峻考验。孟子提倡“尚志” ，要求学生要有进取精神，养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的高尚品质。

管仲被视为法家先驱，他提出“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 。最早讨论法理的是李悝，著有《法经》。李悝是子夏的弟子，是儒家熏陶出来的。而真正使法家与儒家趋于对立的是卫国人商鞅。

在教育内容方面，商鞅反对用“礼、乐、诗、书”教育学生，对学生学习仁、义、礼、智等儒家道德准则十分反感。他认为儒学是不切实际的“浮学”、“伪学”。为了培养“耕战之士”和厉行“法治”的实用型人才，商鞅主张学习治国法令和耕战知识。他强调：“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 （《商君书·定分》）他认为“法”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手段，对民众必须加强“法治”教育。“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 （《商君书·君臣》）也就是说，不符合法令的言论，不听；不符合法令的行为，不肯定；不符合法令的事情，不做。商鞅强调“法治”教育是有必要的，但是他忽视了学校在教育中的特殊作用，过分强化了教育的政治功能，弱化了文化知识的传授，违背了文化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

他对儒家文化又采取了简单粗暴的取缔政策，对儒家文化有极深的偏执。商鞅为了使秦国富强，把农战作为治国之要，他奖励农战，主张加强农战教育。他说：“吾教令：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 他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富国强兵的作用。在教育途径上，商鞅重视通过农战的实践锻炼，增长人们的才干，并总结出人们的智谋是在长期的作战中成长起来的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