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小说的发展史上，近代是一个重要的时期，虽然这一时期的小说作品从艺术成就而言，远不及《红楼梦》、《儒林外史》等的高度，但从创作数量上来说，则大有空前之势。据《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提要》所收书目估算，清初至1840年约有小说三百三十多部，但从1840年至1912年，这七十年间就有六百六十部左右。近代众多的小说作品中，一大重要类型就是继承了《水浒传》等英雄传奇小说的侠义公案小说，代表作品有《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小五义》、《七剑十三侠》、《施公案》、《荡寇志》等。这些小说以描写曲折离奇、惊险刺激的破案擒盗故事取胜。侠义公案小说的大量出现，是腐朽落寞的近代社会现实在民众心中的反映。

近代以前，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各自独立发展，原分两途。唐代公案小说蓬勃发展，呈繁荣之势。张鷟的《朝野佥载》、牛肃的《纪闻》、康骈的《剧谈录》、高彦休的《阙史》等笔记中，都记载了许多公案故事。宋元公案类话本有《错斩崔宁》、《简帖和尚》、《合同文字记》等多种。明代中叶以后，公案小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包龙图判百家公案》、《龙图公案》、《皇明诸司公案》等一系列的公案短篇故事专集。这些小说，或反映社会不公，或反映民间奇案，或反映揭示官吏昏聩，或反映官场腐败。这反映了当时社会存在的腐败黑暗的现实以及在商品经济刺激下，人对物欲的狂热追求而导致民间犯罪增多的现实。以江湖侠客的义举为主要题材的侠义小说最早也见于唐传奇中的部分作品，如著名的《虬髯客传》等。这类小说多描写主人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内容，表现了乱世中的普通百姓对于安定生活的无限向往。直到近代，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二者合流，江湖侠士的侠行义举与扑朔迷离的复杂公案一经结合，其传奇性和趣味性便吸引了大批读者，使这类小说风靡一时。

《三侠五义》是清末侠义与公案合流的典型作品，是由清朝咸丰年间评书艺人石玉昆口头创作的评书。小说讲述了宋朝奇案冤狱之事屡有发生，铁面无私的包拯深得人心，他的左右围拢了一批侠客义士，有“三侠”——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与丁兆蕙兄弟；“五义”——钻天鼠卢方、彻地鼠韩彰、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他们帮助包公审案平冤，除暴安良，共同伸张正义。小说前半部分写包公断案，诸侠归顺包公的历程和侠义行为；后半部分写他们剪除叛党襄阳王党羽的故事。《三侠五义》在侠义公案小说中艺术价值颇高，小说从人物形象的鲜明生动，故事情节的起伏跌宕，悬念设计的环环相扣，语言风格的朴实粗犷等各方面都体现出独特之处。

清代满族文学家文康的《儿女英雄传》，又名《金玉缘》、《日下新书》，是我国小说史上最早出现的一部熔侠义、公案与言情于一炉的小说，它一问世，即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赢得广大读者的好评，有人称其为“一时杰作”，影响之大，可见一斑。小说写的是康熙末年、雍正初年“京都一桩公案”。小说前半部描写男主人公安骥之父安学海为上司所诬陷，他千里救父而夜宿能仁寺，却险些遇害，幸得女侠十三妹相救，才化险为夷。小说着力刻画侠女十三妹救困扶危、嫉恶如仇、轻财重义、智勇兼全的侠女性格，十三妹是我国古典小说中侠女形象的典型。小说后半部着重写在安学海的熏陶濡染之下，颇具草莽气质的十三妹成为一个行动规矩的贵妇人，力劝夫君考取功名。小说情节如此安排，使十三妹的侠义性格非但没能得到发展，相反，却向着侠女的对立面转化，使十三妹性格的统一性遭到了破坏。这一缺陷也从侧面体现了侠义公案小说反抗色彩的日益淡薄。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受到官方支配，封建道德观念不断深化，使侠义公案小说具有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功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