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云涌、英雄辈出的三国时代，为后世人留下的，不只是对历史兴亡、人世浮沉的无限嗟叹，同时也为后代文学家进行艺术创作留下了丰富的素材。史学家陈寿在辑录历史编写《三国志》的时候，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的这部史学著作竟然成就了一部伟大的文学名篇《三国志通俗演义》。

《三国演义》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简称，它又被称为《三国志传》、《三国志传通俗演义》、《三国英雄志传》、《三国全传》等，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和最高成就的代表。《三国演义》主要依据陈寿《三国志》及南北朝时期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又广泛地吸收了《后汉书》中的人物传记及其他史料才创作完成。历史演义小说，是古典小说中一类以历史事件与人物为题材的小说作品，由宋元讲史话本发展而来。它通过文学特有的艺术手段，塑造历史人物形象，反映历史，表达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和感受，寄托一定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和美学理想。但是，为了求得人物形象和作者思想感情的统一，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统一，作者也会加入必要的想象和虚构。

《三国演义》的“七分事实，三分虚构”经清代大学者章学诚提出后，历来学者均表示赞同。《三国演义》题下署名为“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明确地表现了小说“依史以演义”的独特文学样式。也就是说，《三国演义》在创作过程中，对《三国志》中记载的历史事实既有所认同、继承，也有所选择、加工。而“演义”则道出了作者罗贯中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主观价值判断。因此，《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形象已经全然不是历史中的本来面目，故事情节也时常对历史事件进行夸张渲染，甚至移花接木：历史上的诸葛亮纵然聪明，也完全不像小说塑造的那般呼风唤雨、神机妙算；而“草船借箭”的故事也远远没有小说中描绘的那样犹如神助。

《三国演义》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将历史的“实”与文学的“虚”达到了一种完美的契合，特别是作者能依存史料又能灵活运用史料，体现了罗贯中丰富的想象和创作才能。作者用一种“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的远距离视角审视那段遥距千年的历史，自然比史学家陈寿多了一份从容与淡定。小说家可以随时表达自己的想法来“演义”历史、品评人物，但这种“演义”又并不过分，一旦读者的想象极端膨胀时，作品又能以历史的真实及时进行节制，这使得《三国演义》既摆脱了历史作品的苍白生硬，又避免了演义小说的哗众取宠，它用浅近通俗而又不失庄重的语言为我们讲述了一段饶有趣味的历史故事，虚构的三分情节，使真实的七分历史更具艺术魅力，二者相映成趣，共同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总之，《三国演义》这种虚实比例关系，并不是所谓量的搭配，而是对小说与历史“质”的差异方面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恰当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