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诗坛，很长一段时间受前、后七子复古主张的影响，诗歌创作上主张“诗必盛唐”。直到明代中叶以后，三个叛逆的“公安人”打着“不拘一格，独抒性灵”的口号，反对复古，抨击时弊，企图改变当时的诗坛风气。

公安派是以晚明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为代表的文学流派，因为他们都是公安（今湖北公安）人，故世称“公安派”。“公安派”中数袁宏道的成就最高，他在《叙小修诗》中评价其弟袁中道的诗作时，提出了“性灵说”的诗歌创作主张，强调诗文写作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以充分表现自我为原则，强调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不应该受古人清规戒律的束缚。那么什么是“性灵”呢？就是指性情、意趣、情感等影响诗文创作的主观因素。“公安三袁”的诗文主张一定程度上是受了李贽“童心说”的影响。

稍晚于公安派，湖北竟陵人钟惺和谭元春异军突起，形成了“竟陵派”。在反对前、后七子复古主张的斗争中，他们与公安派目标一致，同样提倡“性灵”说，反对机械模拟。但是他们试图用“幽深孤峭”的风格表现“幽情单绪”的内容，以此纠正公安派的浅薄，结果他们的诗文用词怪癖，佶屈聱牙，步入了又一条形式主义的死胡同。“性灵文学”到了竟陵派这里，公安派诗文中那种直抒胸臆的优良传统已荡然无存。

直至清代中叶，袁枚在流派林立的乾嘉诗坛又再次举起了“性灵”的大旗，他宣扬性情至上，肯定情欲合理，认为“诗言志，言诗之必本乎性情也”（《随园诗话》），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清代的“性灵派”。袁枚所谓“性灵”，主要包括性情（即真情）、个性和诗才，“性情之外本无诗”、“作诗不可无我”、“诗人无才，不能役典籍运心灵”等都是他的诗歌创作主张。三者中尤以性情为重，他认为具有真情是作诗的前提，否则就是无病呻吟。在《答蕺园论诗书》中，他提出“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等观点，认为性情是诗歌艺术的源泉，突出了性情在诗歌创作中的至尊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袁枚在强调性情为诗歌灵魂的同时，又认为男女之情是一切真情之本，所以他将那些抒写男女之情的诗作提得很高，在当时可谓独树一帜、语惊四座。

袁枚还将其诗论主张积极运用到创作实践中，以自己的才气驾驭诗歌的形式，抒发心中的真实情感。如《马嵬》其二中“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几句，运用超越时空的独特思维，将白居易的《长恨歌》与杜甫的《石壕吏》进行对比，表达了对民生疾苦的敏锐关注和深切同情。袁枚的真情之作还有《苦灾行》、《捕蝗歌》、《陇上作》、《哭阿良》等，莫不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

“性灵派”诗人还包括赵翼、蒋士铨（此二人与袁枚一起被称为“乾隆三大家”）、张问陶、舒位、王昙等人。性灵文学在这一时期又获得了新的发展，其诗歌理论更加丰富与完善，与当时诗坛上流行的沈德潜“格调说”、翁方纲“肌理说”、王士祯“神韵说”等诗论主张竞相争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