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期弘治、正德年间，出现了以李梦阳和何景明为中心，包括康海、王九思、王廷相、边贡、徐祯卿在内的一个组织松散的文学群体，为了与后来嘉靖年间兴起的、以李攀龙和王世贞为代表，包括谢榛、吴国伦、宗臣、徐中行、梁有誉在内的文学集团区别开来（谢榛后来因观点相左而与李、王交恶，被二人踢出七子之列），后世习惯于称李梦阳时期七人为“前七子”，而将李攀龙等七人称为“后七子”。前、后七子旗帜鲜明地反对控制明代文坛近百年的“台阁体”诗文，主张复古，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在诗歌领域，“诗必盛唐”并不是指专宗盛唐诗歌，而是极力推崇汉魏古诗和盛唐诗歌，甚至包括学习《诗经》中的一些诗作，并积极学习、模拟那些情文并茂、言之有物的诗歌作品。

前七子都是弘治年间的进士，属少年得志，以才学、意气自负，不时聚在一起诗酒酬唱，一方面对“台阁体”诗文的不满由来已久，另一方面对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对台阁文风的批评只伤及皮毛的做法也颇为不满。在才华横溢、敢作敢为的李梦阳的带领下，他们打出“复古”的大旗，试图彻底颠覆“台阁体”虚饰萎靡的风气和积弊，希望为诗文写作找到一条全新的出路，他们认为汉魏古诗和盛唐诗歌才是流露真情实感、展现华茂辞采的精品。李梦阳认为诗歌是“天地自然之音”，表达世间最纯真感情的常常是那些流传民间的歌谣，文人的诗作只不过是押韵的言语而已，真正的诗歌创作应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因此他提出了“真诗乃在民间”的观点。在“诗必盛唐”复古诗歌主张的影响下，以民间生活和时政等为题材，前七子创作了大量的拟古之作，如李梦阳的《述愤》、《自从行》，何景明的《点兵行》、《津市打渔歌》，王九思的《马嵬废庙行》等等。

如果说“前七子”只是一个较为松散的文学组织，那么“后七子”则是一个带有明确的宗派和集团意识的文学团体。嘉靖中期，后七子接过前七子的复古大旗，在李攀龙和王世贞的领导下将“诗必盛唐”的口号叫得更加响亮，在前七子拟古的基础上更加讲究诗歌的法度和格调，强调作诗的章法结构、遣词造句等都要遵循严格的法则。清代沈德潜“格调说”的诗歌主张就是受此影响而来的。后七子的诗作颇丰，多为模拟之作，如王世贞的《战城南》、《袁江流钤山冈当庐江小吏行》等都是模拟汉魏古诗而作。

前、后七子敢于挑战控制明代诗坛一个多世纪的“台阁体”风气，其勇气令人叹服，他们确实也创作了一些反映现实、声情并茂的作品，特别是他们积极为文学寻求新出路的做法，尤其值得肯定。但是，他们在拟古的过程中又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理论与实践也有不小的差距，有些诗作模拟有余，生机不足，流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