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诸文化所使用的玉料有着鲜明的特点：

第一，有明显的地域性，多就地选材。红山文化玉器，多用产于辽宁岫岩的透闪石玉、蛇纹石玉; 良渚文化玉器，多用产于江苏溧阳小梅岭的玉材。

第二，有明显的用玉标准。虽然在同一文化区域内使用的玉料呈多种材料的状态，但有优质材料与一般材料的区别，其标准划分的依据是硬度、透明度、温润感以及美感。玉料的选择虽然受到了地域的限制，但跨地域、较为统一的文化趋向已经出现。

第三，有“玉”的概念的表现与器物的结合。以玉为器，以器言玉，美玉之器多为神器，为崇拜物，为巫者法器，为权力象征物，为图腾表象，为财产、财富的凝结，与此同时，“玉”也具备了相应的功能。

夏、商时期，玉料使用的标准趋于明确。甲骨文中有“玉”字，说明在商代玉已经是一种独立的材料，其所包含的矿物范围较新石器时代有所减少。夏鼐先生在研究商代玉器时认为，“商代玉器的主要材料有新疆玉、岫岩玉和南阳玉”。

两周时期玉器材料的选择更为严格，《穆天子传》记述了周穆王巡狩天下，广收玉器之事：天子北征，东还时至于群玉之山，“取玉三乘，玉器服物，于是载玉万只”。西部玉料大规模地进入内地，对品评玉料的标准也产生了影响。东周时，“禺氏玉”、“汉江珠”是人们所推崇的宝物，所谓的“禺氏”应是新疆一带的酋长。孔子对于玉材的性质有明确的表述：“温润而泽，仁也; 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 垂之如队，礼也; 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 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 孚尹旁达，信也; 气如白虹，天也; 精神见于山川，地也; 圭璋特达，德也; 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温润而泽”是指玉材表面如潮湿状，包含了光泽及透光性，“缜密以栗”是指质地的细密，“廉而不刿”是指硬度，“瑕不掩瑜”是指纹理，在这些特征上，透闪石玉料较其他玉料有明显的优势。从考古发掘出的两周玉器来看，用玉的标准也主要是湿润、坚硬、质地细密、纹理好，同孔子所言玉的标准有相符之处，其中新疆透闪石玉占有较大的比例，另外还有蛇纹石玉及独山玉。

到战国时期，新疆所产透闪石玉料已成为玉材的主流。明人宋应星《天工开物》有“凡玉入中国，贵重者尽出于田”之说。明初曹昭《格古要论》载：“玉出西域于田国，有五色，利刀刮不动，温润而泽，摸之灵泉，应手而生。”

古人对玉色的选择考虑两个方面，一为同色玉的比较，二为异色玉的比较。玉色的最佳标准古人称之为“符”。东汉王逸谈玉色有“赤如鸡冠、黄如蒸栗、白如截肪、黑如纯漆、玉之符也”之说，这一玉符标准延续了很长时间。俗语“千样玛瑙万样玉”，是指玉的颜色存在着多种差别，颜色的不均匀正是玉材的特色，即使是同一块玉材，此一端与彼一端，此一处与彼一处，也会存在着颜色上的差别。“玉符”的提出与玉色标准的流行，使玉器的发展在选材多样化中出现了统一。

同色之玉，在材质确定的条件下，颜色均匀，无绺裂，玉色愈接近“玉符”则愈贵重。

异色玉材之间何色玉为贵，辨识的标准有二：

一是依据礼制的规定，见于《礼记·玉藻》：“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绶，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绶，大夫佩水苍玉而纯组绶，世子佩瑜玉而綦组绶……”这一玉色的等级划分在考古发掘中也有所印证。如安徽长丰杨公乡战国墓地出土的玉器，多出于二类墓葬，墓主的身份并不十分高，因而所见玉器多为青暗色，所谓“山玄”、“水苍”玉是也。而战国、汉代的王墓出土的玉器，多有白色好玉。

二是依据个人的审美爱好及玉材的多寡。明人高濂《遵生八笺》中载：“玉以甘黄为上，羊脂次之，盖黄玉不易得，故为正色; 白玉时有之，故为偏色。”明人张应文著《清秘藏》提出红、黄、白、黑的排序：“色以红如鸡冠者为最……黄如蒸栗者，次之，白如截肪者，次之，黑如点漆者，次之，甘青如新嫩柳，绿如铺绒者，次之，他不必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