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在商、西周玉器中，其核心意义是宣扬与维护以宗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和等级制度，目的是维系最高统治集团的政治利益及统治秩序，以巩固国家的长治久安。

东周时期社会政治文化发生重大变革，中下层统治势力（诸侯国、卿大夫）日趋抬头，周王室日渐衰微，礼已成为诸侯、卿大夫向传统礼制与礼法分庭抗礼的工具。从一些东周礼仪器皿的新用途上，可以窥视出旧礼制消亡、新礼法建立的一般情形。《左传·定公五年》：“六月，季平子行东野，还，未至，丙午卒于房。阳虎将以玙璠敛。仲梁怀弗与，曰：改步改玉。”鲁昭公在外，大夫季平子摄行君事，可佩玙璠美玉。平子亡，欲用玙璠殓葬而遭到抵制; 因为，这些美玉本属君主所用，此时鲁定公已立，季平子应复臣位，须改为“臣步”，佩“臣玉”。这段故事典型地反映了春秋时期用玉上的礼崩乐坏的社会现象。

另外的典型实例是：陕西户县宋村春秋秦国大墓随葬的礼仪器为圭、戈二类。圭长46 厘米，戈长35.8 厘米，它们都超过周天子享玉的尺寸标准。据《周礼·考工记·玉人》，天子用圭为一尺二寸，约合今25.2 厘米。这种典型的僭越现象，反映了春秋时政治势力对比的新变化。

“三代法物，莫重于玉瑞”。《周礼》中的“六器”与“六瑞”，原本归天子、公、侯、伯等各爵级所享用，是借以象征其权力的礼仪器。河南洛阳东周城北部墓葬中，曾发现有“天子”铭文的石圭，证明《周礼·春官·大宗伯》所记天子执圭的内容属实。

而东周时期，圭、璋却成为卿大夫之间，或他们联合起来向周王室争夺权力的工具，如山西侯马玉石圭盟书。战国时期的大型璧，已成为诸侯王祭祀天神或某种权力的象征物，如曲阜鲁国故城墓，墓主人身下共随葬大型璧18 只，其中最大者，直径为32.8 厘米，显然表明他对旧礼制的抗衡。

总之，东周玉器第一次突破了传统玉器的模式与审美取向，着力于变革创新，建立了新传统、新风范。东周玉器推陈出新、标新立异的伟大成就，对后世玉器发展起到范式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