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整部作品充满侠义精神：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武松打虎，晁盖、吴用智取生辰纲等等，大侠们扶危济困、疾恶如仇、除暴安良，他们风风火火闯九州的英雄形象对后代文学以至社会历史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那么，侠义情怀究竟是怎样一种情怀？通常我们头脑里有“侠即是武”的概念，“侠”与“武”又怎样关联在一起呢？追问这些问题，对深入理解《水浒传》的侠义精神会有所帮助。
先说“侠”。“侠”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情怀。它和孔孟的“仁”、老庄的“道”一样深深刻在大多数中国人的意识之中。孔子对社会治理的态度是应加以理性化、秩序化，他主张用典章制度和礼乐来实行熏染教化。墨子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对孔子进行批判。他认为在普通百姓眼里，这些都是奢侈的繁文缛节，丝毫没有用处，礼乐不过是无意义的形式而已，不过是粉饰。为“侠”提供全部理论基础的是墨子。“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有福同享，有祸同当”“扶弱以抗强”“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这些铿锵有力的句子，就是一个个侠客的信仰和职业道德。从这个角度讲，所谓“侠客”，即可理解为以这样一种情怀广交天下友、遍行天下路的人物。
《水浒传》中一个个好汉，就是一群侠客。水泊梁山的好汉们，怀揣平天下的社会理想走上梁山。诚然，他们上梁山是受了逼迫，但这也是出于对公平、正义、均等的渴望和追求。
这群人的人生轨迹多是这样：他们因在现实的环境中无法生活下去而被逼走上梁山，内心却仍一直抱着对国家的忠诚；他们揭竿而起，使朝廷受到威胁，之后引起朝廷对自己重视，一受到招安，便又归顺朝廷。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他们的归顺未免泄气。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就是“及时雨”宋江。他的侠义最后演变成了对朝廷的忠义，这种面目有点可憎，他让梁山许多英雄成了一堆白骨，成了他上升的台阶。
其实，解释这自相矛盾的行为也并不复杂。这就有必要先理解水浒好汉身上的“义”。
《水浒传》中的“义”体现了被压迫者和被欺辱者的相互帮助与扶持。这与他们共有的反抗性的思想和行为有着紧密联系。但“义”又具有维系起义农民内部组织结构和思想认知的意义，成为调节起义将领之间关系的道德行为准则。具有鲜明农民阶级特质的行为规范被认同于与宗法等级秩序相联系的孝悌道德伦理。水浒英雄们的“义”可以有两个层面的理解：第一层的意思是忠义，它使侠客行为处事有了更高层面上的伦理指向，这是前代所未曾出现过的新内容。水浒英雄明确表示，“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把“忠义”作为山寨奉行的纲领。“忠义”包括两个方面：忠于大宋皇帝，忠于平民百姓。“忠义”中的“义”则较为复杂：它既包括了传统的行侠仗义，办事公正，又包含了下为上尽义务的道德观念，而其主要义务则是“忠君、除奸、保国、安民”。第二层的意思，“义”又指一种“江湖义气”。这种“江湖义气”既有重然诺、讲信义的优良品格，又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以个人情感为道义、以小集团利益为是非的同道互助，它是旧社会帮会土匪组织团结的纽带和强大的凝聚力。很明显，它带有自身严重的局限性。但在历史和现实的生活中，此种义气又为大部分人所接受，以此作为一种人格亮点在人际关系中获得推崇。如杨雄和石秀，李逵和宋江，武松与施恩，林冲和鲁智深等。
宋江是一个从小接受儒家“忠、孝、节、义”教育的人。“忠”讲究的是对国家君主的忠诚；“孝”讲究的是对父母的孝顺，对兄弟姐妹的关爱；“节”讲究的就是个人的气节、节操；“义”讲究的就是对江湖朋友的义气。当坐上梁山的第一把交椅时，他就想着怎样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在梁山上树了一面“替天行道”的大旗，后来，他带领人马大闹京城，皇帝终于下旨招安。至此，他可以平稳地为官做臣，他的理想实现了。
为什么宋江做此选择呢？在墨子那里，侠义的人格理想可以说闪烁着人性光辉，那彻彻底底的“兼爱”“非攻”精神，其实可以培植起现代人文主义的火种。但是，故事发展到水浒这里，情节并非如此。从文化层面追究，是否可以这么理解：墨家“侠”的起始含义更倾向于道家，它不追求功名，蔑视世俗价值，独立不羁，我行我素，脱俗超逸；到《水浒传》古典武侠小说这儿，总的说来比较偏重社会理性方面，它执着于忠义。而我们的文化发展史，基本是循着儒家一路走过来的，除了思想家以外谁也不可能跳出去。其实循着社会理性的武侠小说到这里也很难发展下去了。
再说说侠与武。
其实侠与武不必有联系。历史上第一批被史家所称颂的侠不是以武著名的。侠客的信仰和职业道德的践行也并不见得要诉诸武力。太史公笔下的“布衣之侠”“闾巷之侠”“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既有贵族公子身份的谦谦君子，又有陋室僻巷的贫穷布衣，也有鸡鸣狗盗之徒。存侠义之心，行侠义之事，这就是侠。侠，并不一定带剑走天下。
不过，在行侠的过程中，侠客确实不乏武士行为。而在墨子时代，他的门徒很多，大多来自社会的下层。他们组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性团体，纪律要求非常严格。这些人能够吃苦耐劳，勤于进行实验，作战十分勇敢，平时从事生产劳动。墨子及其门人为人们做好事，即使是牺牲了个人性命也在所不惜。因此《淮南子》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而且他们功成不受赏，施恩不图报，过着极其简朴和艰苦的生活。只是到了后来，墨子可爱的侠义行为被武力征战的滚滚时代洪流冲垮了，淹没了，消失了，令后人扼腕叹息！再后来复兴的侠义，更多是武力、暴力，正如我们读水浒人物的强烈感觉，好像入眼的，首先是“技”而不是人格的魅力。
而自水浒以后的武侠小说，流于炫技的就更多了，直到现代武侠小说家金庸那里，他的出现标志了一个全新武侠小说时代的开启。
武侠小说所讴歌的“除暴安良”的侠义精神，作为历史的真实，它是无法实现的；但作为文化的真实，其行为和理想却有着永不磨灭的价值和意义。侠义精神是一种具有积极合理因素的民族文化精神，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它必将有新的阐释与发挥，不断地强健我们的国格和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