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是北宋神宗熙宁年间著名的改革家和思想家。宋神宗赵顼即位以后，召其为翰林学士兼侍讲，此时的王安石只有二十一岁，如此年轻便可以与统治者交谈时政实属难得。说起王安石的仕途之路，就不得不提到一个重要人物——司马光。《宋史》记载：“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其文章受到当时人们的赏识。在众多看好王安石的人中，也包括司马光。司马光与王安石同是才华横溢之人，又都曾在包拯手下为官，惺惺相惜，互相仰慕，私交甚好，司马光比王安石长两岁，二人一度是互相倾慕的良朋益友。
但是，王安石在政坛上站稳脚跟后，二人的交往发生了一些变化。王安石当上宰相后，手中拥有了更多的权利，发动了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即后世所称“王安石变法”（亦称“熙宁变法”或“熙丰变法”）。“王安石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变法之初确实对积贫积弱的北宋起到了积极作用，充实了国库财政，加强了军事能力。王安石一生以国家兴亡为己任，他发动变法的初衷无疑是以惠民为目的，但真正实施起来，由于举措不当、实施操作不良等因素，新法推行的效果与王安石的立法本意未能做到完全一致，反而损害到了百姓的利益。此外，新法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商人的非法渔利进行了打击和限制，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当时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于是新法遭到了各阶层的强烈反对。反对者中也包括当初举荐王安石的人。司马光作为保守派的代表，也极力反对新法，更重要的是司马光看到了百姓饱受保马法和青苗法这类新法之苦，于是与新法的代表王安石之间展开了一场互不相让的政治斗争。
司马光有着视死如归的豪气，敢于当着支持变法的宋神宗的面，公开非议王安石新法的不妥之处，甚至逼得王安石归家求退；司马光还有着破釜沉舟的勇气，在宋神宗要任用他时，竟予以回绝，如果不能废除新法，宁可不做官。司马光和王安石，这对昔日的好友，因政见不同，在为政上进行激烈争辩，在皇帝主持的议政会议上也针尖对麦芒。但二人的斗争绝不是小人间的争权夺利，王安石的变法尚未出现明显弊端之时，司马光并没有如此激烈地加以反对质疑，甚至在有人看不惯王安石的时候他还挺身而出，为好友化解矛盾。对于弹劾王安石的人，他还对其进行劝解和说服。但当司马光看到平民百姓被“青苗法”搞得民不聊生时，他也站在了弹劾的阵营当中，表达自己强烈的不满，甚至比别人的声音更响亮。
司马光对朋友的支持也好反对也罢，其为政为官都是以江山社稷为评判的首要标准，不因利益所动而趋避。这样我们便可以将司马光称为君子。所谓君子，不抱有任何私利之心，公而忘私，国而忘家，面对如日中天的对手、昔日的故友，敢于发出掷地有声的质疑，在一场胜利无望的斗争中，不伺机报复，也不恶意中伤，而是选择退让与回避，大隐隐于朝，用十九年的时间，成就了皇皇巨著《资治通鉴》。正是因为有如此磊落的胸襟，也成就了司马光这位大文豪在文学史上的卓著地位，成就了君子之争的千古美谈，使他们成为政者的榜样。
支持新法的神宗去世以后，宋哲宗将司马光复职，与司马光同时被起用的还有苏轼。
苏轼，即苏东坡，二十六岁的苏轼参加制举，王安石出任考官，这是苏轼和王安石的第一次接触。初次见面，王安石便对苏轼大加赞扬：“他日将取自己而代之者，非此君莫属。”按照常理来说，苏轼有当朝宰相的盛赞，有欧阳修的提携，仕途该是一帆风顺。但事实却恰恰相反，用苏轼自己的话说，他就是个“不合时宜”之人，对新法持反对的态度，同时，对司马光对待新政全盘推翻重来的处理方式也表示异议。正是因为这份“不合时宜”的秉性，苏轼成了一个“中间派”，刚一入仕途便陷入了新旧党争的漩涡中，一贬再贬。
苏轼为人刚直耿介，颇有文人的傲骨，为政的观念和新法截然不同，所以他根本不可能支持激进的变革，即使是沉默不言也难以做到。苏轼敏锐地察觉到青苗法从“助民”到“扰民”的变化，看到了强迫借贷造成的怨声载道，身为人臣的他上书发表自己的见解。一代文坛巨擘的话是有影响力的，支持新法者很害怕这样的声音，他们从苏轼的诗文中断章取义，嗅攻击皇帝、讽刺新法之味。宋神宗一怒之下几乎砍了苏轼的脑袋。但即使在狱中，苏轼仍然安之若素，酣睡如旧，足见其问心无愧。难怪宋神宗高兴地对左右大臣说：“朕知苏轼胸中固无事也！”苏轼是出于国家大局而非一己之私褒贬时政，因此，宋神宗最终还是放了他。
苏轼对新法的态度也使得他与王安石的关系恶化，不过苏轼和王安石虽然在朝堂上可以打个张飞战马超，但是从来不曾公报私仇，也不因政见不合而进行人身攻击。苏轼的父亲苏洵是旧党代表，苏洵代表旧党发出了攻击王安石的第一声《辨奸论》，批评王安石为人处事不近人情，甚至断言王安石会对宋王朝造成难以估量的祸患。虽然苏轼与王安石在政见上格格不入，但对于父亲如此评价王安石还是不以为然，认为有失公允。此外，苏轼十分赞赏王安石的文才，认为王安石主持编写的《英宗实录》是本朝写得最好的史书。
当然，抛开政见的不一致，王安石对东坡的才学也是深为赏识的，当王安石卸下宰相之职，曾称赞东坡所撰的《表忠观碑》，还饶有兴致地和过苏轼的诗歌。例如“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二句，王安石对这两句诗大为叹赏，当即和之，并叹息说：“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二句！”乌台诗案的时候，王安石也能够暂时放下成见，上书宋神宗，力保苏轼，称“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对东坡得以免死起了很大作用。
下野之后的王安石和苏轼，政治立场仍难调和，但彼此间的敌意大大消减，二人以文学学士的身份化解了多年的恩怨。元丰七年（1084年）七月，苏轼从黄州来到江宁，与远离政坛的王安石见面了，二人不再针锋相对，而是畅聊诗文，东坡手书近作相赠，王安石意犹未足，就自诵其诗，请东坡书写后留给自己做纪念。东坡称赞王安石的“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二句有《楚辞》句法，王安石欣然认可。两人又谈论起学术，王安石说他对陈寿的《三国志》很不满意，因年迈难堪重修重任，劝勉苏轼为之，东坡推辞说不敢当此重任，王安石希望能够和苏轼比邻而居，苏轼也慨叹“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王安石最终改正了对东坡的看法，而东坡更是以不计前嫌的态度对待王安石。在江宁相聚的日子，两位文化巨人以赤子之心示人，其乐也融融。
苏轼对王安石并未因其失势而表现出世态炎凉的那种势利眼，对王安石的人格仍然抱着仰慕的态度，令人敬佩。而王安石下台之后，还能够为当年的政敌苏轼求情，施以援手，救苏轼于危难之间，令人敬佩。司马光全盘否定了王安石的新法，可在生活上，司马光在王安石死后曾吩咐手下要妥善处理王安石的安葬事宜，在《资治通鉴》中斧正了对王安石的偏颇评价，令人敬佩。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人，为了政见上的不同，可以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但君子坦荡荡，他们一切都是以尊重对方人格为前提，在私下仍然可以保持良好的交往，自始至终都以国家社稷为重，从不涉及个人恩怨，这是我们应该珍惜并发扬的“君子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