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白话、白话文学作品与北京话

唐宋时代，在人民大众的口语基础上形成一种接近口语的书面语——白话。白话始终和口语密切相联系，唐宋以来用白话写作的文学作品大量出现，唐宋以后的白话文学作品——唐代的变文、宋代的语录、宋元的话本、宋金元的诸宫调、元曲以及明清小说，如《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它们总的来看都是用北方方言写成的。这些作品的流传，加速了北方方言的推广。很多非北方话地区的人通过这些文学作品也学会用白话进行阅读和写作，这样白话就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全民性。白话成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书面形式的来源。

在白话文学流传的同时，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官话”也逐步传播开去，不仅成为各级官府的交际语言，而且逐渐变成各方言区之间的共同的交际工具。元末明初的《朴通事》和《老乞大》是两种供朝鲜人学习汉语的会话课本，是用北京话写的，是当时汉语口语的代表。清代在福建、广东等地设立正音书院，教授官话，规定不会官话的人不能作官。这样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官话成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口头形式的源头。

2．“白话文运动”跟“国语运动”

“白话文运动”动摇了文言文的统治地位，为白话文最后在书面上取代文言文创造了条件。“国语运动”在口语方面增强了北京话的代表性，促使北京语音成为全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互相推动、互相影响，使书面语和口语接近起来，形成了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3．北京话在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过程中有着特殊地位

唐代，北京地属幽州，是北方军事重镇；辽代，北京是五京之一；特别是金元以来，北京成了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因此，北京话的影响逐渐显著，其地位日益重要。一方面北京话作为官府的通用语言传播到了全国各地，而发展成为“官话”；另一方面，白话文学作品更多地接受了北京话的影响。可见，远在数百年前，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方言在整个社会中就已经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